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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至元二十年的福建路战事当中，北元帝国的江西之兵之所以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这部分原因，就是闽北多山的地形，决定了他们一旦陷入困境，难以逃窜。
相反，宋帝国的“山地步兵”，陈吊眼和卯大老的第五师，却于此种环境中得心应手。尤其是畲兵，他们在山中往往跑的比兔子还快。这帮家伙不仅作战凶狠，战后四处拦截、抓捕溃逃的北兵，并且口中一直吆喝着帝国陛下圣旨中的一句话：“缴械者不杀。”
在宋军持续、凶猛地打击下，在这种类似于四面楚歌的、铺天盖地的呼号声中，彻底垮了的北兵，有太多的人就地成了俘虏。
苏刘义早早地就前往了邵武，因为他非常重视战后的战俘处理问题。
应该说，在帝国兵部的将领中，除了宋瑞，苏刘义是最能领悟陛下分化瓦解对手意图之人。
曾经坐镇过翁州前线的苏黑手非常清楚，宋军于杭州湾释放了许多新附军之后，再加上他后来又联系了几个如李将官哪样的过去“旧识”，不仅杜浒的军情司在江南的活动，得到了更多的方便，由此招收了许多流民，获得了大量的粮食军械等物资。就是他自己也明显感到，范文虎手下的新附军，从此变得越来越兵无战心。
事实上，身为“三苏”后人的苏刘义，是绝对不会缺乏应有见识的。因为无论他早年是多么的不安分，混迹于江湖之中，但家族的熏陶，毕竟会使他有着高于一般军中将领的见解。如果像史格、张弘正这样的、属于后起军功世家的子弟，都能懂得所谓的“攻心之术”，那么，这个标准的世家弟子，自然就更一目了然。
福建路的战事，由于规模更大，所以俘虏的人数也就更多。苏刘义于战后大举释放其中的战俘，它所造成的影响，是要远大于前面几次做法的。
因为，当初东虽然“有针对性”地释放了张弘范和史格的部下，但这些人基本上是从相对封闭的海路溜回去的，且都还有点偷偷摸摸的意思，这就使得这个政策的影响，在大江以北开始扩散的时候，相对较慢。
而苏刘义不同的是，由于对付新附军是轻车熟路，早已形成惯例，所以他就更侧重于北汉军的战俘。故此，督军司的人依据帝国兵部的条例，在经过一番诱导、劝说之后，就给北汉军战俘中不愿留下之人分发了三个龙币的“遣散费”，然后让这些人就地从陆路北返。其结果就是，这项攻心之策传播、影响的范围，在北方开始变大。
苏刘义对战俘问题的重视，以及他对肩负此等职责的督军司的严格督促，的确在帝国以后争霸天下的过程中，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但是，身为帝国陛下心腹重将的苏刘义也绝没有想到，他的陛下于福建路战事之后，在军中施行的新举措，给他的震动却也更强烈。
文天祥离开琼州之前，东鉴于军中三个大佬中的两个都将领兵在外，暂时无暇顾及兵部的日常事务，因此他决定，将兵部的人员组成适当地调整一下。
在与宋瑞和刘师勇商议过后，他下令：
“文天祥和张世杰在外征战期间，由刘师勇代总使，统管参谋院，谋划禁军的行动。”
“茅湘、高桂晋升中将衔。任命茅湘为帝国兵部副尚书，除了继续管辖军械司，同时兼顾武学院；高桂为参谋院副使，协助刘师勇分管参谋院。”
茅湘和高桂以前就是帝国的兵部侍郎，职位本就相当于后世的“国防部副部长”。但第一次“军功授爵”之时，因更侧重、照顾在外的前线作战将领，那个偷梁换柱的废才在军衔上，的确是有点委屈了别人。
高桂前往福建是和文天祥一起出发的，这个时候的行朝，已经得知龙岩之战的消息。也正因为如此，宋瑞进驻山坐镇广南就迫在眉睫。
高桂是直接赶到福州的，留守的刘浚在见了这位新任的参谋院副使之后，欣喜若狂地告诉他：邵武大捷，新附军退缩，苏刘义已前往邵武。
高桂大喜，他立刻乘船溯流而上，直奔南剑，先与在哪里的张世杰会了面。
在与张老大见礼之后，他兴奋地说道：“总使，此战大捷，广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我禁军已指日可下。”
也难怪他激动，这还不到一年，陛下当初所定的夺取荆州的计划，即将实现一大半，朝廷回到岸上，更是就在眼前，这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张世杰的眼中亦有得意之色一闪而过，但他摆了摆手，淡淡地说道：“拿下上述之地，眼下是不难，但禁军现在也已是强弩之末了。”
张老大清楚，宋军经过连番恶战，此时已并无太多的余力继续扩展。邵武战后，也就是凌震指挥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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