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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在景炎十一年的表现，其实很让帝国的大臣有些不适应，因为这个从不安分的陛下，竟然罕见地在这一年里没怎么折腾。也许唯一的一件，就是在年初又让他们商讨了今后五年之内皇室的用度问题。
代表皇室来商议此事的，是宫里的大太监吉安。
吉安是肯定躲不掉这件事的，无论是帝国的太后、还是陛下他自己，亲自来谈这件事，绝对不太合适。所以，作为这俩人最信任之人，只能由他来出面代表。
东对他的交代非常简单：“吉安，你将内藏库的帐册、包括钥匙都交给太后之后，去见老师和赵大人，找他们要钱。”
吉安脑袋一闷，这件事可绝不是“去要”那么容易。
他立即变得小心翼翼：“陛下，不知臣要多少为宜？”
东那时心里还有邪火，所以就翻了他一眼，恶狠狠地道：“朕也不知，你先漫天要价，再落地还钱。”
自广东韶州的永通钱监和惠州的阜民钱监、以及福建的丰国钱监被朝廷控制后，按它们过去一年至少一百五十万贯以上的产钱量，以新币制论，那至少是一千五百多万贯。虽说眼下生产肯定没有恢复到原先的水平，但朝廷一年要多好几百万贯的收入，这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咱既帮你们弄了国债和宝行，又还要说服太后和宫里，你们也该拿出点来帮咱在面子上应付一下。什么事情全是咱忙活，里子、面子全让你们得了，咱这竟然就没动静了，这简直就是没把咱这个帝王放眼里。不行，这事没完。
吉安差点就杯具了，陛下他就没谱，你让人怎么办？他只能先去找太后讨个意见。
吉安的小心谨慎自不待言，而陆秀夫、赵与珞等朝中的重臣，也全都慎重其事。因为这件事并非仅是历代前所未有之举，它对帝国今后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了就是朝中再没眼光之人，也都心知肚明，以至于内心颇为揣揣。
后世史书对此事的所载依然非常简略：“景炎十一年春，内寺之人询宫中用度，朝臣悉商之，遂一定五年，后成定例。”
那时的吉安肯定不知道，作为这个影响帝国未来更深远举措的参与者，由于帝国的传统、以及其它不可明言的原因，他在日后的史籍上仅仅留下的是“寺人”两个字。
但这个命运早已因“他的陛下”被改变的太监，更不可能预料到的是，这一年所发生的有些事，彻彻底底地改变了他的一生。
事实上，东的“老实”，不过就是他觉得已经将事情弄的不少，这些新的措施既要让朝臣们有时间来适应，也有许多做法还需要试行，并看看其中是否存在问题，以便将来改进。
从这个角度来讲，帝国大臣们手里的事情实在已不少，你也不能总是折腾，该缓一缓了。
但东之所以能在这一年里保持“安静”，其实是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其它的事情上。
在后人的眼里，杜浒绝对是景炎年间帝国最神秘的人物之一。并且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这个杜杀手在这场天下争霸战中，他对北元朝廷伤害最大的，一是向宋帝国不断地提供了大量的北方军情；而更重要的，是他在对方的不知不觉中，搬走了大量的人口。
宋帝国的军情司究竟在这个过程中，向南方运送了多少“流民”，根本在以后无法考证。
后世的研究者从留下来的零星资料中，所能推测到的只有一点：帝国军情司当年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行事相对来说胆大；而淮河以北，则非常隐秘。
杜浒他们在淮南东、西两路行事有点大胆，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里是江淮军的老巢。各种“关系”很多不讲，地理上又靠江、靠海，安排各种流民很快“消失”，并非很难。
而在淮河以北地区，他们究竟是如何将众多的百姓给“分流”了，并且还将这些人给“流”到北方的沿海，再转往南方，则颇为令人思量，这是由于其中的难度相对来说有点大。
在其他人的推测中，一个最大的可能，就是这背后隐藏有一个庞大的计划。
后人对此并没有猜错，当时的兵部、军情司的确存在一个图谋。这个图谋的主要目的，就是尽量将北方的百姓给“引到”南方来，而且它就被策划者之一、兵部尚书文天祥给命名为“断源之策”。
只不过后世之人很难了解这其中的细节，因为有太多的秘密被相关的当事人在后来给抹掉了。
东是绝对不会放弃“招揽流民”的。因为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战争、还是发展经济，你主要依靠的就是人力，人口之宝贵根本就不用多说。
但是，这小子当时考虑更多的是，在帝国南渡超过了一百五十多年、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在北方所有根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失去了百姓所谓向心力的情况下。单靠军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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