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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兵部参谋院。
东和陆秀夫、文天祥，以及兵部的其他重将看着地图，军情司的谢明正向他们通报军情。
“据杜将军从燕地传来的消息，北朝在北方驻有重兵的情况仍没有太大变化。”
“辽东之变后，他们也开始向南方增兵。经军情司在大江以北的查探，从近期收集到的军情来看，他们仍主要增强的是襄阳方面的军力。现他们在那里多有征调粮草、囤积军械、征集船只的行为。”
“军情司所发现的另一个新情况是，在襄阳、以及汉阳这样的沿江重镇，北兵已开始筑有炮台，炮台上都置有霹雳炮和回回炮。”
……
谢明讲完了之后，所有人都看向了帝国陛下。
东抚了抚自己的脸颊，没有吭声，而是看向了兵部众人。
宋瑞淡淡地说道：“增兵襄阳，此为攻守兼备之举。北方驻有重兵，说明元主腹心之患未除。”
咱们的文帅哥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啊。
陆秀夫和茅湘都点了点头。
高桂则慎重地接道：“虽北兵仍无暇南顾，我禁军亦不可不早做预备。”
刘师勇的语调最冷：“臣倒是认为，他们现在来则更好。”
还是他老大最毒。
张德没有说话，他始终看着陛下。
客观地说，这么多年下来，东的确在潜移默化中给帝国兵部带来了变化，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所有人的眼界均已变大。
他自己既喜欢卖弄，又总是唠叨“眼光要放的更大点”，而杜浒和他的军情司，还不自觉地为他提供了某些证实，如此一来，参谋院的众人自然眼光大变。
过去有句老话，叫学好不容易，学坏很简单。有他们那个喜欢占便宜、不愿意吃亏的陛下领头，参谋院的人要是不趁着北元有内乱之良机、大举“趁火打劫”，那真是奇了怪了。
苏刘义的挥军东下，其实就已经不是东在授意，而是参谋院早就策划。那小子忙的，不过是他的所谓“都督府”。
可也正是由于苏刘义的挥军东下，兵部、参谋院就越发注意北兵的动向，深怕出现闪失，让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付之流水。
在他们给军情司下发的指令当中，就特别强调了要密切关注北兵在边地的驻军情况，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北元在哪里继续保持重兵，这就说明他们的危机并没有解除。反过来讲，宋军这边的行动也就可以更大胆些。
当然，出于慎重，张世杰也始终亲自坐镇在关键的鄂州。
忽必烈的反应自然不太出东的意外，他肯定也要比行朝所有的人更了解其中的原因，这是他具有的后世历史知识所带来的。
在这个东亚之国的历史上，假如要论“穷兵黩武”的帝王，忽必烈肯定排名靠前。自他建立大元朝开始，没打仗的年份还真不多。
起先为了争大汗的位子，他和阿里不哥、昔里吉等人就一直在争斗，随后就是和宋帝国的战争，在此期间又第一次攻日。而平宋之后，他的战事仍然不少。除了二次攻日，他又征安南、缅甸、占城、爪哇等地，且还不是一次、两次。而这，都是他在与乃颜、海都继续争斗的同时。
如果仅从上述这些来看，老忽和他的大元朝似乎很有力量同时发动两场战争，但其实不然。
忽必烈的第一次攻日，兵、马、钱、粮他动用的很有限，这是由于，当时跨海攻击的主要是高丽兵、以及他们的船。
而平宋之后的南方战事，包括二次攻日，从经济上看，他是有了江浙、江西、湖广这“江南三省”的赋税来支撑，而江南三省占他整个大元朝的岁入超过了一半。至于兵员上，他更动用的主要是南方之兵。
前面已经提到，二次征日，江南新附军出动了十万之众。
另一个例子是，本应于上一年，即景炎十二年、元至元二十四年进行的征安南，也就是李恒、唆都败亡之后的二征安南，老忽“发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古、汉、券军（原宋军）七万人，船五百艘，云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万五千人，海道万户张文虎等运粮十七万石，分道讨安南。”
当东早已在上述地区和他抢夺“赋税”和“兵员”之后，老忽再想玩这时代的“两面作战”，其条件早已被破坏，根本不可能。
东现在是暗中和海都“配合默契”，海都东进，他让宋军也东进。忽必烈面对这种情况，在二选一、无法同时用兵的情况下，他必然会选择海都。
因为不仅海都是在夺他的大汗之位，而且以老忽的雄才大略，他不可能不清楚，在水面已被琼州完全控制的情况下，他再度南征，只能是事倍功半，很有可能还受挫，这就会便宜了海都。反观琼州，他和他嘴里的“赵小儿”恐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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