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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比《宋史》和它以前的历代史，就可以发现，《宋史》中还有一个前代史所绝少提到的部分，那就是《志兵》里面的《器甲之制》。
《器甲之制》讲的是宋代军备生产情况，而后人之所以将它单列出来，就是因为宋代在这上面有它自己独特、不同于以往的举措。
如果细细琢磨这个《器甲之制》的内容，并结合其它（如《宋会要》等）历史资料，或许后人还可以说，宋代开创了帝国历史上的另一个第一，即它建立了某种初步的国家军工体系。
宋立国之后，曾于京师建立了专门的兵器生产作坊，“其工署则有南北作坊，有弓弩院，诸州皆有作院……”
“南北作坊”在神宗年间改称“东西作坊”，地方上的“作院”后改为“都作院”，朝廷为此还设立了军器监。
依宋人留下的各种史料，南北作坊高峰时期有七千九百多人，后虽有减少，也始终保持在五千人左右；弓弩院则超过了一千人。
这种大规模的兵器作坊，已经为历代所不曾有。
但宋代在军械制作上的最大特点并非仅在于其规模，更关键的，是这些“作坊”和“作院”的内部，还有着细致的分工。
南北作坊就分五十一“作”，如弩作、剑作、枪作、鞍作、甲作、皮作、木作、火药作等等，每一“作”都生产不同的产品。
也就是宋代的军械制作，基本上把军中所需的、连兵器带器械全包括了进来。
仅从人员的规模上来讲，其实这些作坊已经不能算过去的“作坊”；而分工的细致，则使它们更类似于后世的工厂。或许后人都可以将每一“作”看成一个工厂的车间。
分工的细致必导致专业化，专业化则提高了生产的效率。
反映在产量上，《器甲之制》中就有记载，仅是太祖在位时期，“南北作坊岁（每年）造涂金脊铁甲等凡三万二千，弓弩院岁造角弓等（器械）凡千六百五十余万，诸州岁造黄桦、黑漆弓弩等（器械）凡六百二十余万。又南北作坊及诸州别造兵幕、甲袋、梭衫等什物，以备军行之用。”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宋代的兵需制造年产量非常可观。
南渡之后，拥有江南半壁的朝廷仍沿袭了大部分北宋的做法，只是在人员、规模上有所缩减。最高峰的绍兴十一年，东西作坊和万全作坊有工匠四千五百余人。
宋代于军需生产上所留下的资料足以表明，当时的朝廷有一套相对系统、完整的组织、生产制度。甚至并不算太夸张地说，它建立了当时的中央和地方两级军工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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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陆秀夫在行朝后期，“外筹军旅，内调工役”，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做的这个事。这种体制很可能也是屡战屡败的宋军，在山之战中还能继续保持一定战力的另一个原因。
因为历史的记载是：“（山）时官、民兵尚二十馀万，多居于舟，资粮取办于广右诸郡、海外四州，复刷人匠，造舟楫，制器械，至十月始罢。”
这就说明，当时行朝的众人大部分住在船上，粮食主要来自于广东沿海和琼州。同时选调征集工匠，造船制械，直到十月才结束。
（海南过去不仅有琼州，它的南宁军以前也称儋州；万安军称万安州或万安郡；吉阳军则为崖州，故又称海外四州。这也同样是帝国后来改郡县制后设立四个郡的原因。）
所以，应当可以推断，宋军在山之战中保持了一定的战力，是它自己仍有相当的制造能力。
宋军在此之前也有不少战斗，基本上只有消耗和损失，没有任何缴获上的补充。而没有补充，是不太好解释他们如何还能在山之战中和张弘范的元军精锐相抗那么长时间的。
仅一场或一天的战斗下来，说射出去了几十万枝箭，就不是什么夸张。宋军怎么会有如此源源不断的箭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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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东就是从他的好老师那里才了解宋代军械生产体制的。当初他在琼州绑了工匠来之后，真正的组织、调配者就是陆秀夫。
正是由于有陆秀夫对工匠的合理组织和调配，才使得行朝顺利地在昌化开矿炼铁、并将昌江发展成帝国的一个军械生产中心。
严格来讲，宋代的军工生产就是“垄断的官企”。而赵家老大在军械生产上采取如此做法，也是与他加强对武人控制的目的所分不开的。
因为当他集中了天下的武器制造，且还将所生产出来的军械“置五库以贮之”，这其实就是在通过对军备的控制来强化对武人武力的约束。
东同样也评估了宋代的这个传统做法，他认为，这里面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当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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