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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什么把沿海盐场里的盐也统统抢走，以及宋军一拿下沿海，老赵就迫不及待地接受各地盐场的原因。
只不过那时行朝的人口、所辖范围等客观条件所限，这个政策对朝廷收入的改善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
可当行朝恢复江南后，它就成为了朝中大佬们的重点关注对象。
这自然是由于，“铁”现在可以不论，它早已在朝廷的重点掌控下。而其它东西，尤其是“盐”，显然还大有可为。
但他们的奏议又遭到了陛下的否决。不仅如此，陛下还端出了他在“盐”上的“新政”。这个“新政”很简单，即：
放开盐买卖，朝廷设立盐市（这在过去也有，称为“亭场”，只不过买卖大多为官府所垄断），定立固定的盐税，实行“民制、商购、商运、商销。”朝廷于战时期间，可以像田赋那样，再附加一定数额的战争税。
这个“新政”一抛出来，好么，朝廷上顿时又吵成一片。这次甚至连赵与珞都极力反对。
因为自大宋立国以后，在盐上面的收入是连年攀升，由一开始的不足百万之数，直至北宋蔡京当政期间的四千多万贯。南渡之后，更成为朝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宋理宗在位期间，甚至“行在榷货务都茶场上本务场淳十二年收趁到茶盐等钱一十一千八百一十五万六千八百三十三贯有奇。”也就是说，在1252年，按后世的币制，收入接近十二个亿。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盐。
而如果依照陛下“新政”，不用想都知道，朝廷要想再获如此“厚利”，绝对不可能。
但以徐宗仁为首的另一部分人则支持陛下的“新政”。
身为刑部尚书的徐宗仁非常清楚，在朝廷过去的盐政之下，由于其中暴利的存在，尽管朝廷“尤重私贩之禁”，刑罚严酷，贩私盐的人不仅没断过，甚至发展到了成为对抗官府的“贼”；就是官员中都多有舞弊违法者。
所以，“徐先生”不仅在朝堂上极力阐述了过往盐政之弊，并且当众表示：“臣以为陛下圣明，此政实为便民、利民之策。”
听了他所言，赵与珞当场就准备反驳。
不当家不知财米油盐贵，你徐宗仁怎么不来理理财试试？咱看你现在是越来越拍那个“阴睿”小子的马屁。
可他“阴睿的太祖之后”对他摆了摆手：
“赵爱卿，朕知道你是为朝廷着想。但朝廷收税应当，而从盐上牟取暴利，不仅不是最佳之策，且更非良法。”
陛下开了“金口”，老赵立刻就将嘴中的话咽到肚里。
他瞟了一眼身边的陆秀夫，陆秀夫不啃声。
帝国陛下也看了陆秀夫一眼，然后向其它反对的人接着说道：
“各位爱卿，虽然实施了新法，朝廷得到的盐利将大为减少，可朝廷实也有其它的收入来补偿。”
他又转向了赵与珞。
“赵爱卿，现我大宋市镇之中，有民多少？”
老赵立刻抿住了嘴。
有些事情，别的大臣或者还不清楚，他赵与珞这个铁算盘绝对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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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北元灭宋，得宋帝国民户一千一百八十四万八百多；并且在至元二十七年还曾核查过天下的民户和人口，即：（民）户总籍为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有六，(人)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有一。
因此用平均数可以推测，其中过去宋帝国的民户占到了约89%，人口为5200万。
这个数字非常值得令人深思。
而现在的行朝夺回江南，即便还没有完全恢复南宋全境，且加上持续的战乱所必然导致的人口损失，它在江南所拥有的人口肯定也达到四千万。
四千万的人口中，城镇人口设定为百分之二十是八百万。这不应该算多，当时一个临安说它有近百万市镇人口，就不是什么夸张。
八百万人口以人均日消耗粮食一斤来算，一年为365斤，也就是24斗。这样算虽然按人均最低250公斤的饥饿线有低估之嫌，主要是考虑到还有消耗量比较少的儿童。
按东当初实施的粮食“榷卖榷买”之制，收购和销售价差为每斗一百文，一年下来，行朝从这八百万人中就得到总价差两千万贯。
如果按250公斤的数字来算，您还要再加上八百万贯。
当然，这个算法非常粗略，一些像什么人工、保管费用、损耗等因素都已忽略。但就这样，它也绝对不是小数目。
随着北方流民的到来、以及以后人口的增加呢？
这个真正的“狠招”，由于它是前所未有之举，别的大臣也许暂时还没能注意，老赵他这个满眼铜绿的家伙怎么会不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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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有人会说：“东这小子也太不是东西了，这不是在刮民之财吗？”
但它恰恰是后世战时经济政策的某种关键，因为对处于战时状态的政府来说，最可怕、也最令人担忧的情况，就是出现急剧的通货膨胀。而过去南宋的盐法，却对这个最坏的情况，起到了助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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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来得及，今晚再补一章，昨日有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