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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极为庞大。
大宋自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发行会子后，是用了近八十年的时间，从开始的一千万贯，增至六亿五千万贯。其中最快的时期是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到理宗淳六年（1246年）的这十四年，从三亿三千万贯攀升到六亿五千万贯，年均增额为两千多万贯。由此，形成了会子危机。当时朝臣公认的看法就一条，“过滥”。
而在他好学生的折腾下，尽管有了国债、宝行的举措，行朝投放的钱币也一年比一年多。可即使是在琼州、流求如此狭小的地域内，行朝却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出现物价急剧上涨。这种反常，就不能不让陆秀夫深思。
话说回来，叶李能看到的事，陆秀夫就更不会看不出。所以他早已明白了陛下当年一定要推行粮食榷卖榷买之政背后真正的原因。
这不仅是为了保障军需，更是要“压制物价腾然”。
何况后来他还从他好学生的嘴里得到证实。
因为在景炎十二年陛下与他和宋瑞的那次密议中，他们三人不仅议定“经略西南”，同时还决定了一件事，那就是朝廷要建立起所谓的“战时体制”。
当时对“战时体制”中的“民政”，在他的追问下，陛下所给的解释是：“安民，发展生产，在侧重于军事的前提下，尽力保障民生。此时尤其要防范物价腾然。”
这就足以让陆秀夫对陛下过去的有些行事脉络和目的彻底了然于胸，他也就不难了解陛下推行“新盐政”的真正目的。
陆秀夫所具有的学识本就让他很清楚，这个“新盐法”其实一点都不新，完全可以说是对很久以前、朝廷在河北地区所用之法的一种改进。
（宋代在这个盐上，颠过来倒过去，采用了很多方法，其中的有些举措，不仅为后世的明、清，甚至是南方政权所采用。这里面的内容太多，就不提了。）
但“盐”不仅属于“开门七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为百姓生活之必须，且自古以来，它与“粮”还存在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反映在四个字上：“斗米斤盐”。
虽然这种描述并非绝对的精确，可它的上涨，必然会推动物价的升高，影响到百姓的生活。
而朝廷过去在盐上所实行的榷卖榷买之法，却抬高了盐价，这显然与陛下“战时民政”中的“安民、保障民生、防范物价腾然”的宗旨不符。所以，为了更大的目的，那个狡诈的小子不惜舍弃了朝廷在盐上面的厚利。
只不过让他无语的是，这又是与历代的做法逆着来。
陆秀夫的看法绝对还是到位的，他现在对他好学生真的不要太了解。但他也不可能知道，某人果断地抛弃大宋旧制，同样有后世的因素在内。
因为虽然南宋在“盐”上面，年收入可能要高达近一亿贯、十个亿，可这仍然是毛毛雨。
后世南方政权于抗战退守西南时，在盐税上更曾达到过年收入七百多亿。
他们能做到这点，不仅“榷卖榷买”，而且还不断地加税。从战争爆发前的每百公斤盐税五元（这做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相当合理的），到战争开始后退守西南、变为每担（50公斤）附加300元，一直发展到每担附加7000元。理由当然是战争开支巨大。
但是，随着盐价的上涨，古人所说的“斗米斤盐”必然会应验。其结果就是，盐价成为物价急剧上涨的重要助推因素之一，虽然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而物价涨上去容易，降下来就难了。
其后更形成了可怕的、螺旋般上升的恶性通货膨胀。
急剧的通货膨胀又会导致什么后果？古书上也有，宋代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后人总结南方政权的败因之一，主要是经济崩溃，真的也没说错。
“不能记住过去的人，势必重复过去。”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恐怕也就是没有记住那些已经记录下来的历史。
帝国盐政新法的实施，最终决定先在广南东路试行，并且陛下秘密前往建康之前，更指定赵与珞和徐宗仁亲自处理。于是才有了老赵和徐大尚书亲赴盐场之事。
但“新盐法”不过是于压制物价的总目标下，对过去弊政的一种扭转，某人拿它来开刀，真正的目的是要在放开这个其实并非重要的物资之后，转而控制其它东西。那些东西才应该在这时代被称为真正的战略物资，并为战时经济政策所注重。
当下，帝国陛下看完了奏疏，他微微笑道：
“老师，赵爱卿，先生，朕看这定得很好。朝廷可以公告天下，并在沿海诸盐场一并推行。”
随即他想了想，再度拿出了另一份文书递给了陆秀夫。
“老师，赵爱卿，先生，自即日起，昭告天下：凡战时期间，大宋境内的粮食、铁器，包括各类兵器，棉、麻、毛、布帛；茶叶，药材，皮革，一律只许进，不得向外输出。如有任何违抗朝命者，一次罚没，二次抄没家产，第三次，弃市。此定为战时规制。”
赵与珞和徐宗仁吃惊地相互看了一眼，现在事情又升级了。
但陆秀夫从他的好学生眼中还看到了某种阴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