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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桑哥之权，依这个所谓“圣僧”的性子，又岂能不给你来事？
闻听他此言，安童不悦。
“先生此言差矣，不如此，难道我等要把此事交给户部？”
不提此举违背忽必烈不可假手他人的旨意，就是安童自己也决不愿意将此事的事权再交给桑哥，因为他并非不能完全意识到此事将来对北元帝国的重要影响。
叶李则摆了摆手：
“在下并非这个意思，在下只是想建议丞相，先于中书名下设立一个司，专行此事。须知，琼州草创之初，他们也只是设立了一个国债司。”
安童看着他。叶李继续说道：
“或者丞相也可将此两者一并上呈大汗，由大汗来圣断。”
闻言，安童不语。他自然仍在内心里评估。
但叶李已经变得慎重。
“丞相，相对来说，在下以为，朝廷若想国债和钞行能顺利实施，其实另一件事更重要。”
安童一怔。
“先生所指何事？”
“羊羔利。”
叶李对“国债”和“钞行”的关注，开始时是震惊于这些“倒行逆施”的举措，毕竟历代朝廷没有过这样的做法。而当他深入地琢磨之后，他就愈发领悟到了其中奥妙。甚至他已经预感到，一旦这个“宝行”、或“钞行”风行天下，不仅给朝廷、而且还将给天下之人、尤其是商贾带来的便利。
但叶李同样觉察到此事在北元朝廷中的风险，这个“风险”，不是说像叶李这样中古时代的人能够意识到其中潜藏的后世什么金融风险，而是北元社会习俗上的惯常做法所带来但朝廷上政治风险。
元代极为盛行的一个做法就是“羊羔利”，这个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历史上的忽必烈在至元十九年就曾下旨：“定民间贷钱取息法，以三分为准。”
叶李清醒地认识到，北元实施的“国债”和“钞行”举措，是与所谓的“羊羔利”有冲突的。因为朝廷设立“钞行”、乃至发行“国债”的目的，是“筹钱”来用，可朝廷绝不可能给予天下人“三分”的“利”。
就是从已得到的消息来看，琼州也从没有这样做过。
事实上，经他和安童初步商议过后，并报大汉核准，北元的钞行将照搬琼州的做法。
但这个“羊羔利”的存在，显然将是朝廷推行“钞行”、“国债”举措的一种严重阻碍。因为在有“三分利”、甚至私下里更高“利”可得的情况下，那些豪门大户又怎么会愿意把钱存到朝廷的“钞行”、以及购买朝廷的“国债”呢？
正是有鉴于此，他才对安童如此坦言。毕竟忽必烈已经把事情全都交到了安童和他的手上。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安童听了之后虽然开始时一怔,随即态度就变得十分坚决。
“先生无须对此担忧，我随后就将上奏大汗，请旨以朝廷的名义严禁这个所谓的‘羊羔利’。”
他恨恨地说道。
安童对“羊羔利”本就十分反感，因为这种做法就是在**裸地掠民之财，更不要说它还将破坏他正在进行的朝廷大计。
但听了他的话，叶李心中的担忧却丝毫没有减退。
“此事，怕是非我等所能措置，在下以为，仍还是由陛下来圣断为好。”
叶李其实很清楚，对于这个事情，不在于朝廷是否禁止，而在于能否真正得到执行。因为在众多放贷、迫使平民百姓还债还得倾家荡产、卖身为奴的人中间，有很多就是北元权贵和豪强，更直接地说就是来自蒙古和西域权贵。朝廷一旦禁止，以他的聪明，不难预料到这些人在朝堂上的反应。
而一旦涉及到蒙古大臣，叶李的谨慎就并非无因。因为无论是阿合马、还是卢世荣，对他来说同样是前车之鉴。
叶李心中对此其实已经有对策，但他却不肯明言。故此他给安童的建议还是：将此事一并上呈大汗，由忽必烈来决断。
当下，忽必烈的“圣断”也基本没有出乎叶李的预料，因此老忽的话音刚落，叶李就再度回道：
“臣和丞相自当谨遵陛下圣意。”
忽必烈看了叶李一眼，向安童交代道：
“安童，下去之后传朕的旨意，晋叶爱卿为中书省平章政事。”
……
当安童和叶李离开皇宫之后，安童不解地向叶李问道：
“先生似乎早已知道大汗他必会如此措置。”
安童的确是不解的，因为历史上的他本就不是一个善于弄权之人，否则身为朝廷的丞相、还是亲上加亲的皇亲国戚，何至于面对阿合马、桑哥等人屡屡处于下风。
但叶李不同，他的某种“外来者”身份、他的脑子，足以使他清楚地认识到有些事。
“因为哪个人是朝廷的国师啊。”
他轻轻地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