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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州得以实施的环境。
琼州是在景炎九年和景炎十年分别推行国债和宝行这两个举措的，而在此之前，某人实际上已于景炎四年实施了货币改制，其后在下辖之地中不断地投放货币，这就使得社会上有了相当多的余钱。
只有社会的人群中有了余钱，才能来购买国债或存入银行。
同时琼州又授予前来流民以土地、且在景炎五年就开始实施粮食的“榷卖榷买”之政，于四、五年的时间里，使得除了官员之外的众多百姓，手中也有了一定的余钱。
人越多，越容易在某种引导下形成一种风气，使得整个政策得以顺利地实施。
事实上，国债和宝行之所以能在琼州顺利实施，主要是有宋军这个“急先锋”。因为从景炎四年年底他们开始抄掠东南，数年下来战利品的分配，再加上所谓的军功授田，以及军俸，军中不敢说人人是个富翁，却也能揣上几个小钱。
所以当初某人才会鼓动他们：“有闲钱就弄点，这不会吃亏。”
但是，一旦十几万的宋军积极参与进来，事情立刻就扩大了，因为他们牵涉到的，至少是十几万个家庭。从这些家庭再一传十、十传百，只要朝廷之后保证相关的信誉，有了第一次，第二次也想参与的人就会更多，因此，虽然宝行的进展并不能算是特别的显著，可国债的发行真的是一茬接着一茬。
反观北元这里，它的货币发行量原本就低于宋帝国远甚，社会上的余钱本就不多。而在蒙古人的盘剥下，众多食不果腹的百姓根本就没有参与的经济条件，仅仅依赖一些有钱的官员，相关的举措推行不下去，或者起不到应有的效果，自然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此外，宋、元双方经济上差异，南北富庶的不同，江南在商业上更繁荣、商人更多，都成为双方的同一个政策实施，出现极大效果不同的客观因素。
后世同样有学者认为：这个差异的存在，是导致宋、元双方，长达近百年争霸最终结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身在北元的叶李，的确在很多情况下没有选择。因为作为一个“外来之人”，他既得罪不起身为国师的桑哥，更得罪不起蒙古人的安童，在许多事上只能左右逢源。但这也使得他对北元朝廷内部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
如果能自由地选择，叶李一定会完全投到安童这一边。因为他早已认识到：在看似安童这个朝廷丞相被赋闲的背后，其实多半是忽必烈的一种保护。
忽必烈交给桑哥做的，都是一些“棘手”之事啊。
叶李看到了其中的危险，所以他已经在有意识地靠近安童。换句话说，就是他的心思更多地用到了安童这边。这也是他刚离开桑哥，就进安童的门献策的主要原因。
此时的叶李肯定没有想到，他给安童、桑哥所献之策，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杜浒的军情司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杜浒等人在以后能够大张旗鼓地于草原上收购皮革和羊毛。
他另一个不知道的事，就是安童的病，的确是“急”的，却不完全是因为“国债”和“宝行”的推行。
安童毕竟是北元的丞相，有些甚至是连桑哥也不知道的事，他是绝对能够知道的。
安童非常清楚，北元上一年在南方的战事，进行的很是不顺。伯颜竟然在灵璧城下受挫，被迫放弃宿州，退守彭城。
自此，形势忽然变得逆转，襄樊方面的张世杰所部宋军，开始大举向襄阳进攻。
而盘踞在重庆的宋军，尽管一直动作不大，却始终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哪里最令人可虑的，就是云南宋军的下一步动向。一旦他们也向川中进军，整个四川都将岌岌可危。
正是有鉴于此，安童在和忽必烈秘密商议后决定，借鉴蒙古过去联宋灭金的做法，派出使者绕道前去安南、占城和缅国，鼓动他们在宋廷的背后出手，以期缓解川中潜在的危机。
安童的“急”，其实是他知道，北元已经在开始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怎么说，叶李所献之策，不仅可以增加朝廷的收入，而且还能安定大都的人心。因此就算他内心里有不舒服，从朝廷的大局来考虑，他也根本不会在面上表露出来。
但是，限于时代的眼界，还有另一件事，叶李和安童、甚至是忽必烈，均没有认识到。哪就是：货币的稳定，或者说是否被接受，同样是与战争的胜负相关的。而这，正是后来北元经济彻底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