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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竞争。常传明把自己的招揽的船运生意分包下去，并抽取一定的佣金，保证了帮内的船工、水手都有活干，都有饭吃。
常传明又向朝廷争取了参与漕运的资格，虽然朝廷对漕运有较严苛管理制度和考核标准，比如有时不幸粮船沉没，漕粮漂失，朝廷强令包赔。
若出现这种情况则“同帮公摊”，共同承担损失。
参与漕运的船户都会从朝廷那里得到屯田权，每户有数百亩，多的近千亩，田和船不许转卖，船的维修、拆造都有国家津贴；船工、水手都有饷银，家里还给发月粮；还有其他的补贴和免税的待遇；而且享有携带土产、杂货、私盐贩卖的优待。
正因为漕运船帮拥有相当朝廷优待政策，所以才拥有相当资产。否则漕粮漂失包赔，由“同帮公摊”就是一句空话。
参与漕运的船户需三年一轮换，帮内的众人都有参与权，体现公正，所以帮内的船户都很认可、信服。
另外常传明颇懂医术，他也时时为帮众治病施药，他还在扬州的运河码头建立了一所慈善堂，供奉船家神灵。
当第一年漕运结束、第二年漕运未开启时。水手就吃住在这里，后来帮众越来越多了，慈善堂就沿河修建了五十多处。
这这些庵堂由“各水手每年攒出银钱，供给养赡”，当一年漕运结束，“冬日回空时，即在此内安歇，不算房钱”，还有“饭食供给余剩，即留为沿途有事讼费之需”。
这些庵堂外都置有田地，一来供养看守庵堂的教徒，二来也作为水手死后的墓地。这些善举使漂泊途中的水手，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其庵堂更能为水手提供实际利益，水手们自然相继加入帮会。
大运河上的舵工、水手走过了一个从漂泊无依，到抱团取暖，成为船帮的过程。
一批无产者为求生存当了船工，后为了获得一点保障，就拜师入堂。在这个基础上，水手行帮之船帮脱颖而出，将水手们结集在一起，向官府索要更高的薪酬。
常传明此时已经年过五旬了，水里来雨里去，掌管扬州船帮已经三十年了，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长大变强壮一样，扬州帮就是他的一辈子的心血，更是他的骄傲。
现在扬州船帮以有五千之众，养活就两三万人，现在自己主持着帮里的一切。
他对内可以说能做到不偏不倚；对外无论是对官府还是对同行，都能应对的游刃有余，最大程度到为帮众争取权益和利益。
所以帮众兄弟也是同气连枝，异常团结；对他也愈加信服了，基本唯他马首是瞻了。
常传明此时已经察觉到了船帮遇到了巨大的危机。
自打铁路修建以来，他就觉得东京到杭州的漕运，十年之内必将一落千丈了。
他现在已经是家财千万的巨富之家了，完全可以全身而退了。
但是想想帮里的人连同家属几万人还要过活，自己也得给他们谋条出路。
同时他也决定让帮里杨军师带着他的儿子去东京，和朝中熟稔大臣通通气、探探风，即使把握朝廷在漕运方面的政策调整和变动，已提早找出应对之策。
再去汴梁船帮走访一番，听听他们的想法和意见，互通有无。
现在毕竟大家都是同气连枝，也是同病相怜。更得集思广益、共谋出路。
于是他就给相关的人等写了信，然后就叫过军师杨奉龙和儿子常益林，仔细吩咐了一番。
又把信交给儿子，让他们去东京，按照他刚才的嘱托去办理。
他还让常益明一行人乘坐火车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