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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河南的旱灾越发地严重。大量的灾民向邻近省份涌入，河北、天津是最近的目的地。
可是日本人怎么能够允许中国灾民来抢夺他们口中的粮食？天津驻屯军司令部下令：在天津域内见到灾民，格杀勿论。
河南总共有111个县，日本人辖管了46个县，国民党控制住其余的65个县。可是对于这场大饥荒，早在春天时节冬麦绝收就已见端倪，可是双方都视若无睹，依然盘剥百姓；待灾情形成，双方又将百姓视为累赘，并不伸出援手。
本来不断支援河南的冀中军区，因为日本军队的反复扫荡和轰炸，现在已经是自身难保，对于河南的支援几乎难以为继。
进入夏天，天津城外的灾民已经蜂拥而至，如果真是按着日本人“格杀勿论”的命令实行，那造成的伤亡将比旱灾还要可怕。
此时，天津文化界关于释放刘髯公的呼声越来越高。从原来的各家报纸通过编排的故事隐喻到公开发表声援，要求日本宪兵队对于“刘髯公被捕”一事给予合理解释和妥善处理。
而日本宪兵队冈村光谷给大众的结论却是，刘髯公与其妻子已经在宪兵队的牢房里自杀了，他的母亲早已经释放回家。
这结论一出，整个出版业一片哗然。
怎么又是自杀？这结论很难让人信服！
啸海听说此事，立刻和铭生赶到穆家村找到了刘髯公的母亲。
当时刘髯公被日本宪兵队带走的时候，曾经通知过他的家里，要求他们拿赎金，将他保释出去。可是当刘夫人和刘母好不容易凑齐赎金，那些钱到了宪兵队，却被一起关了起来。现在，在日本人荒唐的结论下，只有刘家老母亲一个人回到了家里。
刘母看见啸海和铭生，怕得不敢见人。
啸海耐心地解释，自己曾经在宪兵队见过刘家三口人，现在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刘髯公夫妻怎么会突然自杀；铭生也拿出了自己的记者证，好说歹说，终于让刘母相信了他们。
刘母告诉二人，刘髯公和他的妻子其实根本没有死，而是还被囚禁在宪兵队中。现在日本人放出这种消息，还打发她一个老太婆先回家，恐怕是要对刘氏夫妻痛下杀手。说到这里，刘母向二人跪下，希望他们能够救救自己的儿子和儿媳。
啸海和铭生赶忙扶起老人家，二人对视了一眼，没想到竟是这种情况！
铭生低声与啸海商量：“刘髯公先生本是回民，我们可以让穆家村的村长出面做保，将他先救出来；至于钱财，我想报社各同仁都会伸出援手，毕竟‘物伤其类。兔死狐悲’，大家不会坐视不理的。”
啸海点头同意他的想法，“也好，我去与赤木道彦联系，刘髯公一个文人怕是不会引起轩然大波，日本人应该并没有多么重视，所以才会交给冈村光谷处理。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他救出来。”
刘母听到二人商量的话，激动地老泪纵横，“二位恩公，如果能将我儿子救出来，我愿意为二人立下长生牌位……”
啸海劝慰老人家：“您先不要考虑这么多，我们自会尽力而为。这段时间你要照顾好自己，轻易不要外出！”
啸海话音未落，刘髯公的弟弟刘渤海、儿子刘承年也来到了刘母家里，看见两个陌生人，皆是一愣。
啸海和铭生再次做了自我介绍。刘家叔侄也颇为激动。
刘渤海心中安慰，“没想到我大哥遭此劫难，竟仍有诸多好友为他奔走，实在是颇感欣慰！”
啸海劝道：“这件事全体报业同仁通仇敌忾。所以请诸位家人放心，我等必竭尽全力营救髯公先生。”
刘承年深深叹了一口气，“半月前我曾到宪兵队去探视父亲。当时日本人开出的条件是《新天津报》停刊整顿；再开刊之时，将过去反日言论登报道歉，从此内容改为拥日言论。可是父亲怎么可能会答应这种条件？他气得破口大骂！我和叔叔去劝他与日本人虚与委蛇，可是他坚决不肯，更是把我二人撵了出来。没想到，半个月后却传来我父母二人在宪兵队自杀的消息。如果不是奶奶被释放回来，我们恐怕仍然被蒙在鼓里。”
刘母怯怯地点了点头，“我走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儿子、儿媳还没有死，可是日本人却告诉我，他们已经死了。”
啸海把自己和铭生的计划简单地交代了几句，便匆匆告辞。
从刘家出来，二人分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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