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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大学，为什么不留成都要来北京？”
我犹豫了一下，才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因为……北京的大公司多，机会也多，我相信自己有希望在这里闯出一片天地。”
主要是如果不这样说，我也想不出更好的说法，“梦想”二字更是不会再提。
面试官很快就问到关键问题：“待遇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想了一下，却不是很肯定：“……五千？”
可是那面试官似乎对我的“自动降价”并不感冒，他一声不吭的低头又翻了翻我的简历，脸上只挂着四个字——“乏善可陈”。
值得庆幸的是，这第二次打击远没有第一次来得那么强烈，当我的期望值降低了，似乎心里也有些麻木。
我没耽搁，很快朝下一个面试点奔去。
但是即便手里拿着北京地图，我还是迷了路，而脚上那双高跟鞋，更在此时发出抗议，凑热闹的将我的脚后跟磨得火辣辣的疼。
北京的冬天真的很冷，风刮在脸上像是划刀子，而我居然穿着高跟鞋走在大街上，也真的很有病。
我顶着风，再一次提醒自己，这里不是攀枝花，来这里追求的不是安全感，而是往上爬的机会。
人活着，就要居安思危。
然后，我眼疾手快地拦下一个路人：“您好，我想去当代 moma，请问要怎么走啊？远吗？”
那位路人显然是北京人，一口流利的北京腔，指路都是用东南西北：“moma 啊，不远！从这儿奔西南，到了桥上看见楼梯下去，往南走一站地就到了。”
我跟对方道了谢，刚抬起脚，在原地转了一圈，又回过头来问：“请问，哪边是西南？”
那路人哪还有影子。
当我赶到moma后，前脚刚坐下，就见面试官从屋子里走出来。
他抬眼一扫，喊道：“下一个，陈……”
我心里一惊，下意识站起身，这时就见旁边快步走上来一个女人，像是这里的员工，她只在面试官耳边嘀咕了几句，顺手塞了一张纸条给他。
那面试官低头只看了一眼，就转身进屋。
再看女员工，她已经将坐在我身边的女孩带进了屋。
我看得一愣一愣的，那女孩我开始也瞄过一眼，她一直都很淡定，坐在椅子上等候时还拿出手机玩了会儿游戏，似乎面试这种事对她来说驾轻就熟。
呵，如今再一想，那哪里是驾轻就熟呢，分明是胸有成竹。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来北京之前和赵局长的那顿饭。
也许，这个女孩也曾在家长的陪伴下和这家公司的某位领导吃过饭，关系疏通了，人情说开了，差的只是走个过场。
在攀枝花尚且如此，何况是在就业人挤人的北京？
试想一下，如果我当初接受了赵局长的职位安排，恐怕今天被塞纸条领进去的女孩就是我。
呵……
可我知道，我没有太多时间自怨自艾，那是晚上盖上棉被睡觉前的事，眼下我必须尽快赶到下一家面试公司。
这一回，我问路问得更有技巧，还顺便把手机上的指南针软件调出来，很快就来到第四家。
再没有颜色鲜艳的套装，有的只是简单干净的白衬衣，素面朝天，一点点口红。
第四家公司的面试官似乎人还不错，他照例问了我一个问题：“说说你为什么想来北京呢？”
我这次回答得更加诚实：“嗯……因为我是单亲家庭，我妈其实是北京人，年轻时跟我爸结婚又离婚，从小我就跟我妈相依为命，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事实上，我也突然有点明白这个问题存在的必要性了，北京的外地人口流动量大，我们拿的又不是北京居民身份证，如果用外地户口的人来上班，用人单位势必要担负这个人突然消失不见还要急忙找人接手的风险。
面试官又问：“你希望的月薪是多少呢？”
我顿了一秒，这样回答：“就按你们的标准吧。”
这回，面试官再没有像前面那几个一样低头看简历，挑三拣四，他沉默着，似乎正在考虑我的可用性。
我见有点眉目，忍不住问：“请问……什么时候能给我消息呢？”
面试官说：“有结果会和你邮件联系的。”
我又追问：“今天可以知道吗？”
面试官说：“你也不是只投了我们一家嘛，可以再等等。”
我吸了口气，决定来个痛快的：“老师，您可以直接告诉我吗？还有没有希望？”
面试官突然笑了：“小姑娘不要急，这个简历还是不错的！花钱了吧？”
我老实回答：“花了三十六。”
这两天光是递出去的简历，就够我从北京西站到清河的那次打车费了。
面试官点了下头：“不便宜，拿回去吧，下次还能用。”
下次……
我微微一愣，却还是说：“谢谢您。”
面试官站起身，双手拿着那份彩打简历递向我。
这一次，我接受得分外平静，起码这次没有损失那三十六元。
这就是我放弃攀枝花的一切，执意要来北京，所必须要承受的代价。
这天晚上，我赶着晚高峰坐地铁回王涛家，四周都是人，随着车厢的晃动而摇摆，别说摔倒，连动一下胳膊都困难。
可我早已累得晃了神，额头上全是汗，看着车窗里自己的倒影，什么想法都没了。
累，只有累，身心俱疲。
晚饭是王涛叫的外卖，他吃的热火朝天，我却有点食欲不振。
王涛又一次问我：“真的不吃啊？”
我有气无力地摇了下头：“不吃，减肥！哎，你说怎么在北京找个工作就这么难啊？”
王涛却顾左右而言他：“你一个女孩子，干吗非要来奋斗呢，我觉得老家也挺好，你这学历，在北京不太够，但在老家，足够啦。”
我笑了一下，赌气似地说：“我不回去，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北京！”
回去，固然平稳，可那个脸，我丢不起，我妈更丢不起！
王涛觉得很奇怪，问我为什么。
我脑海中登时跳出王佳佳的模样：“我又不是最差的，就这么回去了，我不甘心。”
恐怕当初王佳佳来的时候，比我遭受过更多更大的打击，她都能挺过来，都能笑嘻嘻的站在我们面前，我为什么不行？
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光阴似箭，度日如年。
我每天翻看着简历，都会换一身面试需要的衣服，箱子里的服装早就穿了个遍，已经开始换花样混搭了。
而每天早上出现在镜子里那个女孩的脸，似乎也在日渐憔悴，有点耐受不住寒冬的皮肤和眼里的麻木、疲倦。
包里的小本子上，都是我在来之前记录的用人单位的名字、地址和联系电话，字体秀丽，是我一笔一划认认真真写上去的。
如今，被我一一潦草地划掉。
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2008年的冬天，这是我承受打击最大的一年，就像北京喜怒无常的天气。
自然，我也忘不了那天。
天早就黑了，北京的夜景美丽绚烂。
我站在一条不知名的马路上，仰着头，看向对面的“全北京向上看”的大屏幕，钻进鼻子里的除了冷空气，还有阵阵的煎饼香。
我抵御不了那样的香气，很快买了个加蛋的大煎饼，一边吃一边又看向那座大楼，灯火通明，似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加班。
而我第一家面试的公司，也在那上面，窗户里的光又耀眼，又温暖，又遥不可及。
我消化完一整个大煎饼，慢吞吞地坐地铁回王涛家。
高跟鞋“咔咔咔”得响在小区的石砖路上，老小区的路不平，我第一次走的时候差点崴脚，现在却摸着黑都能驾驭了。
只是很奇怪，今天的小区似乎额外的安静，额外的黑。
我抬头向四周一看，似乎停电了。
我有点懵，只能摸着黑走进王涛住的单元门，一手摸上墙，正准备往楼上走。
谁知就在这时，一个热乎乎的手一把抓住了我。
我登时一惊，叫出声。
下一秒，手电筒刺眼的灯光照了过来。
我避着光一看，原来是王涛，他一定是在等我。
王涛一照面就数落道：“你还晓得回来，打电话怎么不接啊？”
我一愣，这才想起来：“哦，面试关静音了，忘调回来了。”
王涛叹了口气，拉起我的手：“走吧。”
从一层到五层，我们一路都没有松开，好几次我都差点摔在楼梯上，幸好有他拉着我。
王涛在前面问：“今天面试的怎么样啊？”
我笑嘻嘻的：“夸我简历做得好……”
故意顿了一秒，又说：“然后也没要我，呵呵。”
那“呵呵”两字，我故意咬的重一点。
王涛也是一笑，突然说：“那我跟你说个事，你别太感动了以身相许啊！”
我问：“什么？”
王涛一股脑地交代了：“嗨，我找人帮你安排了个工作，这周末你好好休息，最近也太辛苦了，下周一就可以去上班啦，一个创业公司的前台，我朋友的公司，特靠谱！”
我脚下登时一顿，仿佛被一个巨大的馅饼砸中了：“啊？那你怎么不早说啊！”
早说了，我就不用这么奔波了！
王涛却道：“早说了还能叫惊喜吗？”
嗯，真是够惊喜的！
看来找工作这种事，还是得有自己人！
那后来的一路上，我都在想，也许下一回等着人家塞纸条给面试官，然后气定神闲的被“自己人”引进办公室的女孩，就是我了。
4
就这样，我和王涛一起摸黑进了家门，进屋的瞬间，我就感觉到一室的热腾腾，也不知道是因为突如其来的惊喜，还是王涛在寒冬的夜晚到楼口等我，总之今天这间屋子，额外的温暖。
我心里正在雀跃，同时还在想，明天天亮了，我应该怎么报答王涛，要不要去附近的菜市场买点菜，亲自下厨做顿好吃的慰劳他？
哦对了，王涛都喜欢吃什么来着？我得好好想想。
只是我这些想法还没逐一成型，就在我下意识要松开王涛的手的同时，却感觉到手上一紧，他攥着我的力道似乎越发得紧了。
而且他的手心，特别热。
我不禁一愣，笑道：“行了行了，都到家了，摔不死。”
我边说边又要抽手，却没成功，下一秒，我就感觉到一副混合着寒气和热气的怀抱迎了上来，将我牢牢地罩住。
我登时傻了，努力睁大眼，眼前却是漆黑一片，耳边传来的羽绒服摩擦声和耳边男人的喘息声十分清晰。
只是一秒，我就飞快地反应过来，用力推开王涛，却又是一顿。
毕竟我和王涛是高中就认识的好同学，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如今又收留了我……
正是碍于这层关系，我才放低了音量：“你干吗啊！”
我只希望，王涛能回答我一句“不好意思，脚下没站稳，差点摔着”，别的无需多说，我就都能当没事发生过。
可王涛只是在反应过来后，松开了手，一个字没吭。
我吸了口气，接着找台阶下：“咱们是老同学，是兄弟啊。”
王涛终于开了口，黑暗中谁也看不清谁，便越发显得他那理所应当的口吻，十分刺耳：“谁要跟你当兄弟？我觉得你好，你觉得我好，为什么不能试试呢？”
试？试什么？怎么试？
黑灯瞎火，伸手不见五指，他是想趁机把我办了，还是要干吗？如果真是有意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非要动手动脚？
我的脑子一下子变得很乱，心里又凉又慌，直到杨大赫的模样跳入脑海。
然而就在这时，王涛又一次伸出了手，许是见我半晌没反应，他又重振旗鼓了。
我一下子就被王涛拉近了，黑暗中我只能看到一个巨大的影子在我面前晃动，我们身上的羽绒服来回摩擦，窸窸窣窣。
我立刻急了，比刚才更加害怕，用尽全力挣脱开，同时劝他：“你别闹，我一直把你当朋友，你也知道我有男朋友啊！”
我多么希望，王涛能回我一句“哈哈，那好吧，不闹你了”。
但他却这样说：“你那男朋友从来就没出现过！再说了，他为什么同意你住我这儿？你都住我这了，每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你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你还真当小时候玩过家家？”
言下之意，杨大赫同意我住在王涛这里，就说明他早有心理准备我们会发生点什么，而他默许了？
我一下子气涌如山，浑身都在发抖，声音卡在喉咙里，发不出一个字。
接下来那十几分钟，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想法都没了，我更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摸黑收拾东西的，黑漆漆的屋子也不能阻止一个人要离开的决心。
我只知道，当我醒过神来时，是因为“铛”的那一下摔门声。
脆弱的大门一开一合，被我用力带上，吱嘎作响。
我却像是全身都充满了力气，拖着来时我自己根本提不动的行李箱，闷着头往楼下冲。
楼道里依然黑压压一片，我被大箱子带偏了重心，这一路上竟然一次都没有摔倒过，只是艰难的一层一层往下走。
明明不高的楼，我却像是走了很久很久，一身的汗，一腔的气。
直到我凭着自己的固执，终于把它拖下最后一层楼，磕磕绊绊的来到楼下，脚下一顿，居然在单元门的门口地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影子周围是晕黄的光。
我一愣，回头一看，来电了。
呵，连“停电”也一起欺负我，连“停电”也要做王涛的助攻，更像是为了将我驱逐。
我瞪着那片光明，深深地吸了口气，鼻腔里灌入北京干冷的空气，吐出来的是白色的雾。
然后，我将死沉死沉的大箱子往旁边一放，二话不说就冲进单元门里，一路往上爬，连口气都不带喘的。
那一路上，很多画面从我脑海中略过，有上高中时和王涛一起上下学的片段，有他帮我看功课的画面，还有后来我帮他庆祝考上北京重点大学吃饭时碰杯的样子，甚至是逢年过节，他回到攀枝花，我们一起和同学们聚会，那些欢声笑语……
想着想着，原本那股憋在胸口的闷气，一下子汹涌而出，连带还带出了一点凉意。
我抹了一把眼角，有点湿，我便闭上眼多吸了几口气，将那些委屈憋回去。
有什么可委屈的？我只是活该而已。
王涛说得对，我们是成年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不是一分钟，也不是一小时，更不是一天，而是一个星期。
王涛没有女朋友，他又是个男人，大概很难忍。
而我呢，我错就错在对人没有防备之心，还以为我们认识多年的情分，足以和他的自制力划上等号。
说到底，我们都是人，是人就有人性，我特么的吃饱了撑的考验人性干什么，我就该去小旅店住一礼拜！
就特么的为了省一点钱，给自己找不痛快！
我边想边往楼上冲，很快就来到王涛住的楼层，他的门还没有关，我直接走进去，正见到王涛坐在沙发上，一脸郁闷的低着头。
听到我的脚步声，王涛的身体顿时一震，抬起头时，脸上堆满了不知所措，赶紧站起了身。
那一瞬间，我其实有很多话可以说。
比如，找他要个道歉，这件事就当翻篇了。
比如，跟他正式下个通牒，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我有我的骨气。
然而，我却只是死死地盯着王涛，一声没坑。
王涛大概是被我看毛了，也出于本能的要保护自己，便当着我的面，下意识的护住裆部。
说真的，要不是我正在气头上，还真的会忍不住笑场。
接着下一秒，我便开了口：“你给我介绍的工作，我还能去吧？”
反正这段友情要撕破了，横竖也不能白吃亏，就当是用来交换他的负罪感好了，我也不算赔。
一个星期，重新认识了一个人，还给自己上了一课。
一个星期，我有了工作。
就这样，很好。
这天晚上，我突然长大了几岁，又像是重获了新生。
没有王涛的帮忙，我和他敲定工作的事之后，就拖着大箱子一路找到一家房产中介，初来北京时的忐忑不安，手足无措，在这一刻全都不见了。
我脸上很木然，快速在中介门口看了一遍广告，这附近的一居室租金一个月最少要两千块，合租的要八百块。
我皱了下眉，转身就要走。
这时，在屋里的一个房产中介看到了我，立刻堆满了笑脸，开门迎上来。
房产中介：“美女，找房子啊？是买还是租啊？”
我的语气很淡：“我就看看。”
话落，我拖着箱子离开，那中介也没挽留，收起笑进屋了。
此时此刻，我心里最想念的就是杨大赫，我的耳朵最想听到的也是他的声音，哪怕他只说一句话，也胜过别人一万句。
再说，王涛的事我不能打电话回家跟我妈说，更不能告诉闺蜜李小芸，我只有找杨大赫，告诉他，我离开王涛家了。
结果我刚拿起手机，就看到杨大赫打来的一通未接来电。
我立刻回了过去。
但杨大赫的电话我打了十几遍，他都没有接。
我越打心里越烦，随便找了个路边的台阶一屁股坐下去，手上机械性的按着重播键。
直到电话接通，我不禁一愣。
我本以为杨大赫看到这么多未接来电，又是晚上，一定会关心的问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然而，他第一句话却是：“打这么多电话干啥呀？跟你说了，没回就是有事。”
他的声音，是前所未有的冷漠，还有点不耐烦，仿佛我们不熟，仿佛我打搅了他的休息。
我张了张嘴，说：“什么事啊，刚刚是你给我打的电话，然后又不接，发短信也不回。”
杨大赫的声音依然不冷不淡：“哦……我想和你商量个事。”
我吸了口气，决定先听他说什么事，再聊王涛的事：“嗯？什么事啊？”
手机那头，杨大赫似乎一顿，再开口时，声音略带沙哑：“我们，分手吧。”
什么……
我心里一凉，下意识喊出声：“……你没事吧，你干什么呀！”
杨大赫，你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我刚才差点被王涛欺负了！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和我提分手？！
我脑海中晃过这句话，然而我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耳边也是嗡嗡的，只听到杨大赫说：“没什么事。我在这边……我喜欢别人了，对不起。”
喜欢……别人了……
我握紧了手机，立刻要追问，是谁，为什么，这太突然了等等……
然而，我根本来不及开口，耳边就传来“嘟嘟嘟”的声音。
杨大赫已经切断了电话。
我拿着手机愣了半响，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立刻打回去。
那头却是：“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想，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的晚上。
2008年的冬天，我在北京失去了男朋友，失去了高中就认识的好朋友好同学，拖着我的行李箱在街头流浪。
这天的我，恐怕已经不能用“狼狈”来形容了。
我满脑子装的都是大学时的美好时光，那些浪漫，那些不食人间烟火，那些小岁月……
记得大三那年的一个晚上，我正提着暖壶去外面接水，穿过校园放宿舍返时，接到了李小芸的电话。
她说，可依，你从操场穿过来吧，我在操场这头呢，田子说平安夜，给我们准备了大苹果！
我二话不说，就往那边去。
可就在我横穿操场的路上，却相继遇到好几拨笑容古怪的同班同学，他们两两一对，每一对都递给我一支鲜嫩的玫瑰花。
我有些发愣，一时搞不清这是平安夜班上搞的即兴节目还是什么……
我甚至来不及数到底来了多少同学，我又接到了多少支玫瑰。
当我走到操场的另一端，回到女生宿舍门口时那里早已堆满了人，很多女生围着一个男生。
居然是杨大赫。
杨大赫抱着吉他，坐在那儿，那些女生全都举着手机，用光亮围绕着他，他们还一起唱着《爱你不是两三天》……
我想，那一刻的我，恐怕是一脸的呆萌吧？
虽然当时我心里已经明白了一点。
然后，我就看到了李小芸，她正依偎着田子，笑得花枝乱颤。
李小芸更带头吆喝起来：“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其他女生们立刻跟着一起起哄。
直到杨大赫走到我面前，他有些腼腆地开口：“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我当时回答了什么？
哦，我说的是：“我要考研，以后要去北京的。”
呵，还是用普通话说的。
杨大赫微微一怔，立刻改口：“好！那我不问问题了，我陈述。从此以后，我杨大赫就是陈可依的人了，跟着她，去她想去的任何地方，陪她做她想做的任何事！”
四周很快响起掌声。
杨大赫转身将吉他塞给田子，一回头，就弯腰将我抱起来。
我是真的吓了一跳，手里还拎着暖水瓶，吓得不敢松手，更感动得一塌糊涂。
杨大赫抱着我转圈圈，我的眼泪好像也在跟着旋转……
如今想来，还真的是……
呵呵，假的，都是假的。
只有寒冷是真的，饿肚子是真的，什么情啊，爱啊，背叛啊，友谊的小船啊，都是说翻就翻。
我一路想着过去那些傻逼的岁月，一路拖着箱子走在陌生的街头，直到肚子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我脚下一顿，循着最近的香味走向旁边的一家报刊亭，果然看到一锅香喷喷的煮玉米，旁边的纸板上写着“两元一根”。
我摸了摸兜，除了一百元的整钱，我只有一元硬币。
我不想破钱，破了就刹不住车了，我怕我会冲进一家小馆子，花光余下的九十九元。
于是，我对那报刊亭的老板说：“老板，我只有一块钱零钱了，能一块钱卖给我吗？”
那老板大概觉得我很好笑，一块钱都要砍价：“姑娘，你少一块钱，地铁让你上吗？”
我登时一愣，沉默了好一会儿，这才摸出那一元硬币，递给老板。
然后，我厚着脸皮再次开口：“那您卖我半根吧？”
那老板震惊极了，恐怕我这么不要脸的要求他是头一次听吧，看了我片刻，才终于妥协：“哎，行吧！”
老板收走了那一块硬币，用塑料袋罩着手，将一根热腾腾的玉米掰开两半，一半递给我。
我接过半根玉米，一点不客气地吃起来。
再一抬眼，见那老板正在啃另外半根，我竟然也觉得有点好笑。
这个冬天，夜风凛凛，我和这位老板都是外来的，他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他，我们没有一句交谈，却面对面的分享同一根玉米。
直到这一刻，那些仿佛被冷风冻住了的悲伤情绪，终于一股脑地涌上心头。
那天晚上，我蹲在一个路灯下哭了很久，我也不管旁边经过的路人怎么看我，事实上他们也不会围观和宽慰一个陌生人，最多不过是经过时扫一眼，有的懂的，心照不宣，不懂的，最多以为我是失恋了。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
哪怕我的哭声越来越大，甚至到了嚎啕大哭的地步，也没什么。
都会过去的，只要等我排除掉多余的泪水和委屈，填进来的便只是坚强。
也正是那天晚上，我被这个诺大的城市上了结结实实的一课，那些原以为踮着脚尖就能够着的美好希望，像漫天飘散的斑斓泡泡，一不留神就变成泡沫。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北京，这座闪光的城市即将改变我，也改变着所有投入它怀抱的人。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的是——
就在我的眼泪快要流干的时候，我那个快要没电的手机里，突然插进来一条信息。
来自李小芸：“这是王佳佳的电话： 13xxxxxxxxx，你没事和她联系联系嘛。”
不愧是我的闺蜜，她知道我自己是抹不开面问的，就主动发过来了。
我自然也不矫情，抹了两把脸，将眼泪擦干，然后木着脑子复制了那串号码，拨通。
王佳佳，竟然成了我的救命稻草，这个我一度看不上，觉得处处不如我的女孩。
呵，你说有趣不？
但无论如何，那一刻，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谢。
至于杨大赫，附带一提，我也是后来很久很久以后才知道，在和我提分手的那天晚上，他正在老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外。
他的妈妈徘徊在生死一线，而杨大赫正面临人生中的重大选择。
直到负责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出来通知他，让他过去陪床，他妈妈要住院一个月，一个月后再看情况。
而且，他妈妈很严重，再站起来的几率非常小，很有可能要终身瘫痪。
别说陪床一个月，杨大赫不可能离开，就说瘫痪两个字，就足够将他绊在老家半辈子。
杨大赫的爸爸也在劝他，说北京就别去了，咱家这个情况，他也得想想那个对象该怎么办，可别把人家耽误了。
杨大赫只能答应。
自然，这都是后话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