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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对化学医学的贡献
葛洪是瑰晋时期著名的道教学者,同时又是一位披着宗教外衣的炼丹术士和医药学家,其《抱朴子·内篇》在科技史上为古化学、医学、养生学等都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通过他所记载的炼丹配方、炼丹方法及炼丹经典,后人得以很好地研究化学史问题,这是葛洪对中国古代化学的重要贡献。同时,葛洪的炼丹过程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化学内容,是近代化学的先驱。例如,《全丹》篇记载“黄帝九鼎神丹”第—丹(丹华)的制作说,炼此丹要以天地交,用玄黄、会同戊盐,卤盐、矾石、壮观、赤石脂、滑石、胡粉等物合成的六—泥封固起来,用火烧二十六天使成,服此丹华七天使能成仙。其中作玄黄用的是铅和汞,《黄帝九鼎神经经决》载:“玄黄法,取水银十斤,铅二十斤,纳铁器中,猛其下火,铅与水银吐其精华……以铁匙接取,名曰玄黄”。因此,所谓玄黄其实就是铅汞氧化物的混合物;戊盐和卤盐的主要成分都是氯化钠,卤盐还含有少量硫酸钠和硫酸镁;矾石为砷黄铁;牡蛎壳经过锻烧,其主要成分为碳酸钙;滑石的主要成分是矽酸镁;胡粉即铅粉,由铅与醋反应制成;赤石脂的主要成分则是三氧化二铁。从《内篇》的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以葛洪为代表的丹鼎派道士已掌握了相当部分的化学知识,包括(1)铅的有关化学反应知识,例如,《黄白》说:“铅件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即铅氧化可经变成红色的铅丹,铅丹分解又可变成铅;(2)汞的有关化学反应知识,《金丹》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还成丹砂”,即丹砂加热变成水银,水银与氧气反应,又生成被道士们认为是丹砂的红色氧化汞;(3)砷化物的有关化学反应知识。《黄白》中引黄山子的话说:“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黄一赤,立成不疑。”所谓二黄一赤,就是指用雄黄、雌黄和铜制造砷合金的反应,因而黄白实际上就是古代的合金化学;(4)各种矿物的溶解反应知识,例如《对俗》中:“三十六石立化为水,消玉为粘,溃金为浆”的记载等。此外,葛洪用雄黄和硝石、松脂、油脂共热以处理雄黄的实验还是中国发明火药的开端。油脂即猪大肠,其与松脂炭化后可产生相当于火药配方中的木炭的作用,雄黄为砷的化合物,含硫,这个配方与明代《火龙经》中记载的早期火药的成分极为相似,在炼制过程中如果温度掌握不好,就容易发生爆炸,这种经验的长期积累,最终导致了火药的发明。
葛洪还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医学家,论道、炼丹和行医是他一生中不可分割的大业。葛洪的医学理论首先是面向基层百姓的、其所著《玉函方》及《肘后备急方》,具有取材方便,价格便宜、举证应验等特点,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为历代医家所重视。
由于以长生成仙为其研医的最高目标,所以他把金丹术常用的金石药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仙药》说:“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次则云母,次则明珠,次则雄黄、次则人乙禹余粮,次则石中黄子,次则石桂,次则石英,次则石脑,次则硫黄,次则石粘。次则曾青,次则柏脂……”此外,葛外还记载了大量的有健身益寿作用的草本药及其采集服用方法,如袄茯苓、地黄、麦门冬、黄莲、石韦、楮实、构枸杞、天门冬。甘菊、松实、桂、桃胶、胡麻、槐子、远志、五味子等。这些记载在中国本草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至于他用水银制剂治疗水肿、恶疮,用青篙汁治疗疟疾等,则更是中医药学领域的创见。
葛洪在医学史上的贡献还在于,其《肘后备方》对许多疾病作了世界上最早的记载,对某些疾病的症状、体征、发病机理还作了详细的记录和分析,如天花病、恙虫病、以及结核病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葛洪提出的“以毒攻毒”,用含有狂犬病毒的犬脑预防接种,治疗狂犬病的方法是世界上免疫疗法的先驱。此外,《肘后备方》中记载的用大小竹片为固定夹,治疗下颌关节脱法的方法,显示了葛洪在外科学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
除了医术以外、葛洪对养生学也很有价究,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养生学家。他认为,维持人的生命的基本要素是气和血,人生病主要是气血亏损所致,所以养生要以不伤气血为本,葛洪提出了一系列不伤不损的养生之道,其中包括:唾不及远,行不疾步,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不欲晚起,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饮酒当风,不欲广志远愿等。
葛洪把古代气功与养生联系起来,提倡一种安静虚无。抱一不舍,修炼丹田元气的养生功法。他还把导引术当作一种行血气、通关节的有效方法来提倡,并在古代辟谷、服气等气功的基础上演化出了一种新的气功功法——龟息法,将引导与吞气结合起来,通过模仿龟的伸颈俯仰动作,配以呼吸吐纳,锻炼身体,具有明显的效果。这些理论和方法,在古代气功学和养生学的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葛洪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死后不久,便上升到了可与张陵、张衡、张鲁相提并论的地位。被后世教徒奉为祖师;至今我国的一些名山胜地还保留着纪念他的建筑、碑刻等。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曾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对葛洪及其《抱朴子·内篇》在科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
葛洪的《抱朴于》给予了中国道教以鲜明的两重性格,即一方面追求个人的超俗解世、长生成仙,另一方面又追求经世济俗的社会功效。由于葛洪极力调和神仙道教与儒家的伦理名教的关系,把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注入到了神仙道教之中,把神仙道教变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士族道教,从而为道教的官方化打下了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他的道教理论比较侧重于个人的炼丹修行、限制了道教的社会作用的发挥,所以葛洪的神仙道教也标志了早期道教的终结。
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尠能读也。”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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