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和道教常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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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西晋太安元年（302年），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葛洪移居图

    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了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引者注），北道不通，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在此去留两难之际，恰逢其故友嵇含为广州刺史，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建兴四年（316年），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年～334年）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及闻交趾产丹砂，求为句[2]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年），享年81岁。或云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享年61岁。

    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文学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影响下，与政治有关的王道治术被放在优先的地位，文章只是雕虫小技，微末之道。在道德优先的儒家伦理主义思想影响下，德行为本，文学为末，立德重于立言。在文质关系中，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坚持朴素的本质优先论，文饰不可先于本质。在道学与文学关系中，文以载道是普遍的意识，言以尽意，文以载道，文章只是工具而已，道学才是目的。这种传统观念至今还是一种主导意识，包括许多文人都自觉不自觉的遵守这一原则，致使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贬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学价值得不到保证。而葛洪则意识到了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声呐喊，将这笼罩千载的黑幕划破了一个裂口，使人们看到了一丝真正的文学的闪光。汉代风气，重经术而轻文艺，至曹魏之世，此风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学，雅重诗赋，曹丕更著《典论·论文》，从理论上为文学张目，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开文学的自觉时代之先河。儒家传统，重视三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曹丕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是将立言著文与立功建业并重，这对于以诗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抬高了文学的地位，但是同文章于事功，对于提高文章自身的艺术价值意义不大，仍有以文学为政治之工具的嫌疑，何况他尚未脱儒者之旧习，还是认为立德重于方言。真正意葛稚川移居图轴

    识到文章自身的价值，将之与德行并重，自晋葛洪始。

    葛洪认为，文章的风格和作者的才思不同，不能强求一律。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辞义》）就是说色与味不一，而其甘美则无异。他还在《广譬》中指出：色不均而皆艳，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更加明确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他承认美是多元的，文章的艺术风格不同，但其艺术价值无别，所谓春华秋月，各擅胜场，姹紫嫣红，皆领风骚，即此类也

    葛洪在《抱朴子·尚博》中对流行的轻视文学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有人认为文章著述不过是骋辞耀藻而已，于事无补，不如德行这样的不言之教重要，因此圣门四科，德行第一，文学其末，故德行为源，文章为流，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缀文著纸为糟粕余事，不足为道。葛洪则指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以文章为精，以德行为粗，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葛洪的这一观点并非故作大言，哗众取宠，而是有其根据的。德行虽然也属于精神范围，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实践之中体现出来，因此属于有事，容易判断，而且虽然人对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是在道德标准方面相对来说还是容易达成共识的，因此优劣易见。文章尽管在内容上表达的也是现实事物，但在形式上纯粹属于精神领域，相对于德行而言，文章的不确定性确实更为突出，其体微妙，难于定规，而且由于众口难调，在审美方面的主观性又使文章高下的标准更加难于统一，因此很难判定一篇文章的艺术价值到底有多大。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见到，一部作品有人将之捧上天，也有人将其贬入地，往往发表见解的人都是名家，使人一时不知去就。葛洪还对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的说法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文章之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还特意追溯文章的原本意义，将上天垂象、鹰负八卦、龟背六甲、虎炳豹蔚等自然之文与唐尧虞舜之尊称、文王周公之谥号、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与圣人有关的人事之文结合起来，说明文与文章的重要性。他认为文之所在，虽贱犹贵，文饰能够提高事葛洪移居图

    [5]物的价值。这种将文章与天道自然联系起来的思想至齐梁而大盛，梁简文帝萧纲、刘勰等人皆发扬其说，使文的价值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葛公”是后人对东晋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医学家、文学家葛洪的尊称。葛洪(284-364)，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今江苏省句容县)，自幼喜好神仙导养之法、跟葛玄的弟子郑隐学炼丹术。司马睿任丞相时，葛为属官，后任咨议、将军等职。后又因镇压石冰领导的农民起义，赐爵关内侯。南海太守鲍方很看重他，把女儿嫁给他，又把自己的学问也传授给他。后来他辞官不做，遍游名山，想通过炼丹得到长寿。据《至德县志》记载：“晋朝丹阳人葛洪，尝炼丹于留山”。因此留山上过去有葛仙庙、观音阁、清和庵、炼丹池、鹿迹石。有诗曰：“策杖寻幽尝，声闻水未钟，山深黄鸟乱，径转白云封。过涧流泉岭，穿林峭壁空。老僧忻共语，榄外日高春”。“抱朴人何处，灵山迹俨然。鹿知飞白日，石解炼丹田，挂杖层严仄，临池一径偏。间看云去住，无外数峰悬”。“丹阳令尹古神仙，骑鹿朝天事惘然。我欲登云祈室决，遍地膏泽满周田”。葛洪在留山炼了一段时间丹，又要到别处寻山炼丹，众人都极力挽留他，可他还是执意走了，此山因此名留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