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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做媒的是我幼年时期的一位女友。半夜，她打来长途电话，语气热烈地介绍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成就成，不成就拿他练练英文嘛！”
此女友是我幼儿园里的小伙伴，从第一次婚姻中走出来的我即便对全人类都没了信赖，对这女友，我还是有一句听一句的。当然，对于一个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我也难按捺油然而生的好奇。
下午六时三十分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听到叩门声，我迎出去，一个大个子美国青年站在门口，脖子上的细链吊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我们握手的一瞬，谁也不曾料到这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牌照将会是那么一种下落。更没想到，这个随意的相会在我和劳伦斯的生命中埋下了那么戏剧性的一笔。
二
劳伦斯的确操一口标准国语。一问，原来他在美国驻中国沈阳的领事馆任了两年的领事。他的随和、健谈立即冲淡了这类会晤的窘迫。我挂好他的外衣后对他说“抱歉，我还得接着做晚饭，你先在客厅坐一会儿！”
他笑嘻嘻地说：“我可以在厨房里陪你聊天！”
他于是一条胳膊肘斜撑在厨房餐柜上，跟我东拉西扯起来，三句话必有两句会逗我大笑。幽默至此的人，我还是头回遇见。
三
不久，劳伦斯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领我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一天，我跟他走过国务院大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对劲，那种天生的嬉闹逗趣，忽然全不见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觉。他对我说：“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为什么？”我纳闷地问。
“我不想让熟人碰见。”他有些尴尬地说。
“为什么？！”我自认为自己还不至于使一个并肩走路的男人尴尬。
他支吾。
等我们在一个饭馆落了座，我仍是耿耿于怀，半打趣地问他：“怎么啦，跟一个中国姑娘走一道有伤体面？”他忙解释，绝对不是因为我。他微拧眉头，身子凑我近些，说：“你知道，美国外交官是不允许跟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的。”
我头一个反应是：“他在胡扯，要不就是在逗我。
“有那么严重？”我问。
“我希望没那么严重。不过在我们关系没确定之前，我还是应该保护自己，也保护你。不然他们会来麻烦你的。”
我想，保护他自己该是最真实的顾虑，美国人嘛，保护自己，是顶正当、顶正义的一件事。我还是认为他在故弄玄虚，在他们美国人太过温饱平和的生活里制造刺激。
我笑了，对他说：“你是cia（中央情报局）的吧？”
“不是。是也不会告诉你。”他睁着诚实的蓝眼睛。
“那你肯定是！”我靠回椅背，感觉脸上的笑容已狡黠起来。
“真不是！”他又急又委屈。“是的话，我绝不会答应去见你！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美国在50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纪律，跟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门汇报。”
我又对着他瞅一会儿，才认定他不是在开玩笑。
“那就不要和我建立密切关系。”我说，带一点挖苦。
“我想辞职。”他说。
我吃一惊：“值得吗？”
“我宁愿牺牲我的职业。”他说到此沉默了，似乎在品味这场牺牲的意味。对于精通八国语言的三十二岁的劳伦斯，做外交官应该是种最合理的选择，甚至是仅有的选择。辞去外交官的职业，无疑是一种不得已的放弃。
“就没有其他通融方法了吗？”我问，焦虑起来。
他笑笑：“我辞职，比他们把我踢出来好。”
几天中，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难道我与他的结合必须以他失业做代价吗？难道他在我和他的事业之间必须做一场哈姆雷特式的“是活还是不活”的抉择吗？好在我们并不在一个城市，距离可容我将这事冷静地思量。我俩都想安安稳稳相处一个阶段，一方面加深相互间的了解；另一方面，他必须暗中联系工作，一旦外交部向他发难，他不至于加入失业大军。
四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如常来到学校，一进教室，几个同学眼神异样地瞅着我。我是系里唯一的东方人，所以我习惯被“瞅”然而这回却不同。课间，一个年纪小的男同学跑到我身边来：“你干了什么了？”
我反问：“我干了什么了？”
“上课前有个fbi（联邦调查局）的家伙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调査你的情况！我估计他是反间谍部门的”
那么就是说，我正被怀疑为间谍？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fbi怎么会知道我？”
“听说是因为你的男朋友，是他把你的资料提供给他们的！”
回到公寓，我马上给劳伦斯打长途。的确是他“供”出了我。在个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测试中，他在表格中填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背景材料。在他对我俩关系的阐述中，他老实巴交写上了“趋向婚姻”
“你没必要现在就讲实话呀！你不是在争取被派往罗马吗？”我急问。
“我们宣誓过：对国家要百分之百的诚实！”他答。
电话中他还告诉我，刚填完“安全测试”表格，他便收到去罗马的委任书。我早了解到他对罗马和意大利的向往。他还告诉我，他的意大利语已通过了考试。我的心似乎放松下来，也许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的规章已名存实亡，我和劳伦斯的关系或许不会给他的事业带来太大的害处。我告诉他：只要能帮他保住外交官这个不错的饭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搅。
“fbi？”他吃惊道“他们找你干吗？”
“他们不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调查我吗？”
“不可能！我填的安全测试表格是国务院安全部发的，fbi绝没有可能拿到它！”他疑惑道“你是不是听错了，把别的安全部门当成了fbi？即便是fbi，也不会这么快——我刚刚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们已经找到你学校里去了”
我说但愿我搞错了，还希望这是那男同学跟我开玩笑。
五
然而，就在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别紧张，我是fbi的调査员。”他说“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我答应了，心“突突”直跳。这个约会辞令已很不美国化了；男人约见女人，首先该问女人何时最方便，由女人决定时间，而这位调查员却指定时间、地点。挂上电话不久，铃又响，拿起听筒，竟然还是那位调查员！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劳伦斯，天南海北跟我聊起来。他的中文带浓重的山东口音，我只得捧着电话认真应付他，心里明白他的“闲话”不闲。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了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去，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以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了病，只得由他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者与被审问者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怵人。审问者倒是客客气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时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儿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回来了，我原本流畅地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带有白种人冷漠的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两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fbi的盘査，中心内容是核实我的证词。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帮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劳伦斯那边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忍一忍，配合一下！”
“我是个中国人，你们美国要做得太过分，我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国家！我以为美国是个最自由的国度”我又悲又愤，哑了口。
“请你忍一忍，好吗？等我们结了婚”
我厉声打断他：“我宁可不结婚！”
劳伦斯在那边顿时沉默了。他意识到我生活中的宁静的确是被这婚约毁掉的；我的确因为他而失去了跻身于无名之众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肯定我的每个电话、每次外出是否处于某种监视之下。最大的讽刺在于：我是在美国懂得了“人权”这字眼，而懂得之后，又必须对这个神圣的权力一再割让。亦或许，他们的人权是有种族条件的，对一个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忌地践踏过来。
劳伦斯在电话上流露出恳求的语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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