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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次等人的人权，自然分量质量都不足。
转而，他兴奋地告诉我，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给我俩带来美好结局，那么就忍吧！
六
半个月过去，那个带山东口音的调查员再次露头。他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会谈，却再次迟到半小时。此调查员先生四十岁左右，个不高，有无必要都张开嘴哈哈大笑，有种乱真的山东式豪爽。当你看到他一双油滑的灰眼睛时，你知道他的心根本不会笑。
“请坐请坐，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么样啊？你和劳伦斯什么时候结婚？”
“还没计划。”我笑笑。
他装着看不见我脸上的疲惫和挣扎着压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答对，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成谎言。谎言不可能被精确地重复。
“这些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已经问过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是吗？不过我是头一次问你，不是吗？你的每件事对我都是闻所未闻！”他摇头晃脑地用着成语。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年轻调查员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两次答对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索引。问答还算顺畅。我有什么好瞒呢——出身于文学家族的我十二岁成为军队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二十岁成为小说家，祖祖辈辈没出现过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观念已退化到了零。
“isyourfatheramemberofcommunistparty？”（“你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吗？”）
他突然改成英语问。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我在母语上的设防，极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一瞬间犹豫，我说：“是的。”
问答又顺畅起来，如此持续了半小时，他无缘无故再次山东味十足地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松弛下来。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什么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企图看透他似的睁大眼。
“绝不会费你太长时间，”他开导我“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调查进程。”
一时间我想到劳伦斯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为了我！”
我点点头。
晚上我在电话上冷静地告诉劳伦斯，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那边炸了：“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犯罪嫌疑才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么办？！你以为我情愿？”我气恼并充满委屈。
“我要起诉他们！这已经成了迫害！”他冲动地喊起来“这不仅侮辱你，也是对我的侮辱！你不该答应！”
我抢白道：“我也不应该接受你的求婚，不应该来这个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快地说。
我挂断电话，独自坐在没开灯的房间里，一种寄居异国的孤独感头一次那样真实可触地浮现出来。原来，我并没有着陆，这个国家不允许我着陆。
劳伦斯第二天突然飞抵芝加哥，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绪。我告诉他，我不愿为这场婚姻给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么多麻烦；我不想任何人推测我怀有某种意图来靠近一个美国外交官；如此推测是对我尊严的侵犯，是对我人格的贬低。
“你别再跟我来往了。”我说。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也许这只是例行的调查。”他安慰我，心里却十分没底。
劳伦斯回去后，打电话告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他已向上级递了通知：在赴任前和我结婚。
“现在没事了——也许这场调查的结果是令他们满意的，否则他们早就该取消我去罗马的调令了”他说，带着侥幸者的喜气“他们再不会要你去做测谎试验了！”
我也感到了释然，情绪好转。电话刚撂下，门铃响，从窥视孔看出去，我又傻了：来者竟是那个矮个调查员。
“很巧，我散步时发现你几乎是我的邻居！”他笑哈哈说道。
第一个直觉便是：“几天来他监视了我和劳伦斯的行动。
我让他进门，让他以“浏览”为名侦察了我房内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么哪？”我问道。
“很忙。”他答非所问。
“是不是你们必须创造一些事来让自己忙？”
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逊是出于坏的英文还是坏的教养。
“对了，我上次忘了告诉你日期，”他说“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就是那个测谎试验？我想请你去填一张表，签个名，表示自愿做这个试验。”
几天后，我却又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自我介绍道：“我是国务院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谈一次吗？”
交谈开始前，我告诉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fbi已无数次向我提问过。
“fbi？”他大吃一惊“这事与他们有什么相干，这属于内部的安全问题”
“活见鬼，他们有什么权力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审查？！”他瞪圆眼睛，向我张开两个巴掌。
我拿不准他们是不是在跟我唱红脸、白脸。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尽管他比fbi少一些警察气。对话完毕，我问：“下次谈话在什么时间？”
他惊讶地笑一下：“下次？我想我们这次谈得很成功，不需要下次了，不是吗？”
我长吁一口气。他送我出门时又说：“你看上去很焦急，千万别。你们一定会结婚的，一定会一块儿去罗马的，我预先祝贺你们！”
星期四我上完了课，如约来到fbi总部，坐在接待室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矮个调查员满面春风地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嘴里打着惯常的言不由衷的哈哈。
我刚要伸手接表格，他却突然一缩手，说：“我希望这里面不带任何强迫。”
我无表情地咧咧嘴，意在表现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大无畏。
“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更强调地说。
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瞅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么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尽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
我还是像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回到家天已黑，答话机上信号灯闪烁，我打开它。上面竟是劳伦斯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令也被撤销！”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过去。劳伦斯正愤怒得冒烟：“他妈的！安全部刚刚来人让我马上交回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
“你交了吗？”我问。
“我坚持要他们拿收据来，我才交”他口气越来越急，我怎么劝他也安静不下来。从他不太成句的话里，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后那个激烈却徒劳的行动。
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往测谎试验的表格上签字时，劳伦斯的命运其实已被决定了；就是说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谎纯属我自愿的时候，已知道了外交部对劳伦斯的处置。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端沮丧着，沉默着。二十世纪末了，我和劳伦斯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
“还没完呢——我还得去做那个测谎试验。”我说。
“让他们去见鬼！”劳伦斯说。
“可我今天已经签了名，同意做了”
我想这大概是劳伦斯有生以来最愤怒的一次。
一九九二年秋天，劳伦斯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易便会找到工作。日子是宁静的、明朗的，似我仍会冒出这么个念头：我身后真的不再有眼睛，电话上不再有耳朵了吗？会不会哪一天突然跑来一个人，又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