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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童啊，你果真认为朝廷应向天下人借钱？”
面对帝国大汗探究的目光，安童肃然言道：“大汗，臣以为此举并无不妥。”
“借而用之，其后再还之，朝廷在其中不仅可以取信于民，且还能解国用燃眉之急。”
“臣还认为，时至今日，以民生之艰，朝廷应立即实施粮食的榷卖榷买，平抑大都物价。”
忽必烈略怔怔地看了看他这个突然变得有些激进的后生，而安童坦然迎对他的目光。
从某种程度上讲，当安童遵照大汗的旨意，开始转而关注于收集、了解琼州的情况时，他自身的人生轨迹，已经被改变。
在忽必烈的支持下，桑哥于至元二十三年开始的“检核风暴”，由朝廷自上而下，越来越厉害。北元朝堂和地方上的官员，有太多的人倒了大霉。
桑哥的确“狠”，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强化“理算”，他还奏请大汗准许，又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征理司”。
《元史》中曾记载：自立尚书省，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先摘委六部官，复以为不专，乃置征理司，以治财谷之当追者。时桑哥以理算为事，毫分缕析，入仓库者，无不破产。
尚书省成立后，桑哥很快就认为朝廷六部的官员查帐不得力，于是他就另设立了“征理司”，专管朝廷过去“遗漏的”钱粮追讨。在“理算”的过程中，更给别人的帐目算到了骨子里头，追帐追到了别人倾家荡产。
前面已经说过，桑哥在中书省历年经手的项目中，都能找出“小小的茬”，那么其它地方和其他的人，自然也就更不在话下，
客观来说，这位“圣僧”在历史上弄权的确不假，这里面实际上是忽必烈的纵容。而“检核”一事本身，却未必不对，因为老忽当政期间的官员并非都是好人。
新、旧两个《元史》版本中，就没有明确提出任何一个在桑哥的“检核”下，被追讨、“破产者”中有谁是冤枉的例子。
桑哥最后和阿合马一样，后来遭到了主要以蒙古大臣为首的官员攻击，其实已经足以说明有些事。
忽必烈之所以允许桑哥设立“征理司”，怕是在他眼里，这也不过就是过去的“钩考局”。话说回来，桑哥这位“圣僧”发现的问题越多，老忽更觉得成立越有必要。
从内心里讲，安童极不喜桑哥，因为他们本就属于两路人。但桑哥的“检核”结果，却又让他说不出什么。
如果是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中，他身为当朝丞相，事不能做，管事也不能管，彻底成为他的大汗朝廷框架中的一个摆设。他的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这恐怕也是他在年仅四十九岁时，就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
而现在，忽必烈让他专注于另一件事，这其实对他来说已经相当于某种精神上的解脱。
但是，对琼州所行规制的了解和研究，并非给安童带来的仅仅是震惊，还有着他在朝堂上重新获得的话语权。
因为桑哥掌权以来所采取的做法，一为“改换币制”，二“核检”。前者解决的是“钞法虚弊”，后者处理的是“国用不足”。
“核检”取得的效果是，查出天下隐漏的钱粮，使之重新回到朝廷的国库中。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到，它眼面前的效果极为明显，可以暂时大举增加朝廷的收入。
而之后呢？假如这些增收用完之后，国用仍然不足又如何？
快是快了，但不可持久。这就是桑哥的死结。
这是由于，在真正更关键的朝廷增收上，桑哥并没有拿出什么像样的举措。
历史上的桑哥，仅仅掌权三年后，自己都不得不在忽必烈面前承认：“臣恐自今难用此法矣。”
过去的安童无法抗衡桑哥，更失去了在朝堂上的话语权，是他拿不出办法来解决北元的问题。可现在有人将办法摊在了他面前，他还让着桑哥？
安童要想真正了解琼州规制的奥秘，就不能不找一个对过去的宋廷、以及江南非常清楚之人。但他同样找来了叶李，这是由于过去他和叶李曾有交情。
历史上的叶李，在宋亡之后曾想遁迹山林，是安童派人找到他，并附信劝他留下。所以严格来讲，他入北元朝廷，真正的保荐之人是安童。
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假如他不敢得罪桑哥，就更不敢得罪安童，因为现在是蒙古人当家。
以叶李的脑袋，他其实是很能看出一些事情的，可也只有在安童的面前，他才会变得更坦率些。这是由于，不讲其它，他们也都彼此认为对方是真正的儒林弟子。
面对安童的征询，叶李说道：“丞相，说实话，只有看了琼州的规制之后，在下才真正明白，何以他们能在哪个蛮荒之岛站住脚。”
安童真的很慎重：“先生不妨直言，这里绝无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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